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
在刘熙瑞看来，只要能推动中国经济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，就是好制度
特约记者邵丛发自北京
“我的观点还没被清楚了解。”刘熙瑞在位于北京西郊国家行政学院的办公室说，“我不是一味维护现状，反对改革。我只是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，有自己的道路。”
近日，人民日报社主办的《人民论坛》在“特别策划”栏目组织了6名学者对“中国式民主”进行探讨。其中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文章指出，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，但仍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，它要以二者的“融合”为特征，各自在“有机结合”中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短短一周的时间里，人民网、新华网、中新网三大官方网站均在显要位置刊载了该文，国内的新浪、搜狐、网易等商业网站以及境外的媒体也迅速跟进。
文章刊出后，各方意见随之而来，或赞或弹、或褒或贬。虽然预料到文章发表后必然会引起这些反应，但是对别人认为他不再提倡改革、甚至反对改革(包括政治体制改革)的看法，刘熙瑞认为有详细说明之必要。
“我是主张改革的，但要走自己的路。”刘熙瑞说。
中国民主有存在价值
人物周刊：您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？
刘熙瑞：就是强调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民主发展模式，它和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一回事，民主模式并不是只有西方某些国家实行的那样一种。把西方三权分立、多党制的一套做法看作一切民主的标志，用它来评判所有国家的民主，凡不符合的就不是民主，这是不对的，也是不行的。
但现实中恰恰有人在这样做，一种是西方某些学者，用他们的标准对别人指手画脚；一种是我们国内某些同志，也用这个标准来裁判自己。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民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。
人物周刊：那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民主模式呢？
刘熙瑞：所谓模式，是有自己的基本框架，它与其他的民主实现形式有区别，甚至是有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，而且它又在一定范围内有适用性或借鉴意义。如果没有区别，就不能分出模式；如果没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或借鉴意义，也就不叫模式。
就像我文章中强调的，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一些基本东西，且和某些西方国家的不一样，如指导思想、基本理论、基本制度等。但它在中国的存在价值却是不容否认的。至于在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与中国国情接近的发展中国家，恐怕也不能说没有启发性。甚至在某些方面，我们还可以谈借鉴意义的问题。
我们不要妄自菲薄，一定要突破西方某些人的线性思维和单一思维的方式。
人物周刊：有人认为您是完全肯定中国当前在现行制度方面的全部做法。
刘熙瑞：文章发出后，许多网站是摘要转载，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文章全文，转载时概括也不一定很准确，从而产生了我不再提倡改革、甚至反对改革(包括政治体制改革)的误解。其实，我文章是讲了两个问题，一是肯定我们确立了一个自己的模式，以及这个模式的基本内容；另一个则是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，还需要进一步发展，包括在重要的理论上创新。当然也有切实落实的问题。
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个模式
人物周刊：您在文中提到，制度如果都落实好，我们国家的民主将是一种有秩序、有内容，既成本低廉又保证高质量的民主形式。但现实似乎跟这有差距。
刘熙瑞：一个国家建立了模式与完全落实好模式并不是一回事。现实中我们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这里有些不是模式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模式的落实问题。我们有许多干部思想中带有封建意识，对我们的模式不了解或不理解，因而在他们管理的地方或部门，在他们的工作中，就不能落实好这个模式。打个比方，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让人为非作歹，但仍有不少人干坏事，那就是法律错了吗？模式也是这个道理。肯定模式存在，并不是维护现实中很多带封建传统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反对因素，而不是我们模式的本身。
人物周刊：一个模式如果落实不了，是不是模式本身有问题？
刘熙瑞：有模式而你不按此模式操作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，这里可能有模式超前的问题。但现实中很多问题，不是不能做到，是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制度去做、去宣传、去落实、去检查。
人物周刊：出现这种落差的原因是什么？
刘熙瑞：我想更多是人的原因，当然具体制度也有漏洞，还需要完善和补充，但人的素质问题非常关键。比如一把手现象，党委会规定是集体领导，党委书记和别人一样，一人一票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但现在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却非常突出。
全党要加强学习，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我们这个模式。要从思想上认识它，从制度上落实它，并加强检查。西方的民主一开始也是落实不了，有反复，200多年的实践，落实了。我们今天提出制度，明天就让它落实好，也是不可能的，但不能因为这个把制度否定了。
人物周刊：您提出要把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结合起来。
刘熙瑞：这恰是中国民主模式的实质内容，我认为它必须是实现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互相结合的机制。就像我在文中说的，它以融合主义为特征，使社会的精英群体和平民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。
人物周刊：那两者应该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？
刘熙瑞：从根本上说，平民的利益表达、利益诉求是基础，是第一性的。而精英的凝集汇聚、归纳概括、启发引导和升华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的作用，是第二性因素。没有前者，精英的作用没有基础，也没有原料和素材，它无以附着，将是空中楼阁；而没有后者，前者也可能停留于较原始的层次，历史发展也会延滞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二者谁也离不开谁，缺一不可。如果硬要区分谁重要的话，我只能说，前者是基础性的，后者是主导性的。
中国要的是“融合主义”
人物周刊：和西方的民主相比，中国民主的不同之处在哪里？
刘熙瑞：我思考过西方的民主，也实地考察过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实情况，比如选举，发现他们选举的核心要义是一个“争”字。而我们选举呢，则是“协”，充分协商，投票不是关键。两者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：“争”，个人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，但成本大，甚至有撕裂社会之虞；“协”，成本小，但个人意志体现较弱。
人物周刊：您认为两者有高下之分吗？
刘熙瑞：我们要做的是融合主义，把二者结合起来。如果中国凡事都争起来，会分裂成两派、三派、若干派，会造成动乱，那将是不可收拾的。而且争的结果是赢者通吃，少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。当然，目前我们有些地方的协商也有问题，协商成了内定，不是和老百姓协商。真协商是尊重公民意见，让各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得到表达与保护。
人物周刊：那如何实现呢？
刘熙瑞：对这样以融合主义为特征的民主形式，国家及地方已经做了大量探索，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。重庆开县麻柳乡就是一个，那个地方也曾经发生过官民冲突，1998年的时候还发生了群聚性事件。领导层开始了反思：为什么人民政府却得不到人民拥护呢？他们为此做了整改。我曾前后两次去调研，把他们的那套方式概括为“问政于民，形成工作；决政于共，保证科学；行政于和，凝聚伟力；监政于公，落实结果。”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。当然，他们的具体做法，不同级别的政府不一定完全照搬，但前述四条基本的机制，却有普遍的适用价值。这正是我们中国民主模式的具体实现。
人物周刊：您认为最适合中国的制度是什么？
刘熙瑞：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发展，自乾隆以后，中国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。从1840年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，中国一直是积贫积弱。哪一种制度有利于中国发展就用哪一种制度，谁也不能耽搁中国的发展，否则就是历史的罪人。只要能推动中国经济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，就是好制度。
[责任编辑:周恒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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